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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教中国化发祥地(三)电视解说词文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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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三

新昌大佛寺石雕弥勒大佛诞生于南朝齐梁间,由当时著名高僧僧祐奉梁建安王萧伟之命,亲自设计并指挥建造,为其当时所建诸多佛像中硕果仅存者,也是佛教中国化发祥地至今尚存的历史遗迹和文化遗存。其工程浩大,工艺精湛,震惊当世。被《文心雕龙》作者刘勰撰写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称为不世之宝,无等之业。僧祐造像、刘勰撰碑,至今成为新昌大佛寺双璧。

新昌大佛寺,原称石城寺,古属剡县,故称剡县石城寺,其后又称瑞像寺、宝相寺,清末民初又俗称大佛寺,并沿袭至今。

剡县设置于秦朝,由当地剡溪而得名。剡溪源于曹娥江上游,自古以来,以千岩競秀,万壑争流、风光秀丽而著名。秦置县以来,属越州管辖,五代吴越王时分为嵊县和新昌两县,石城寺属后者管辖直至现在,今天的当地人也称石城寺为新昌大佛寺。

石城寺名出于石城山,其地形,四山壁立,怪石嵯峨,环布如城,乃一大奇景。山名古称剡山,吴越王时改名南明山。其地出自天台山支脉而横连天姥山系,又称天台西门。

石城山开始建佛寺的具体时间始于东晋。如前所述,东晋名僧支道林晚年投栖于石城,游心禅苑,建栖光寺,终焉于此。古时还有他的墓葬存在。

再检《高僧传》,同时代的高僧于法兰,闻江东山水剡县称奇,乃徐步东瓯(温州地区),远瞩嶀(山)嵊(山),遂居于石城山麓,即今之元化寺。其弟子于法开,亦于升平五年(361)归居石城山,续修元化寺,似乎也圆寂于此。

真正称为大佛寺开山祖师的是高僧帛僧光,即昙光,他于永和初(345—)漫游江东,投居石城山,栖宿于石室中,名曰“隐岳”。因属同一地域,故隐岳寺就是石城寺之旧称。

此外尚有竺昙猷(法猷)年轻时游历江左,后至石城山,乞食坐禅。这些高僧,当时皆卜筑石城山,被这块庄严净土的旖旎景色所吸引,流连其间。石城山属越州地区管辖,然而又处在天台山文化圈内,可谓处于吴越和台温的交通纽结处。由于这种独特的地理关系,使当时的佛教进入了光辉灿烂时期。而更不可忽视的是,此地罕见的岩壁与地质,也给予洞窟巨像的营造,提供了良好的自然条件。

石佛的造像发愿于僧护。梁《高僧传》卷十三有此记述。僧护是会稽剡县人,年少出家,戒行严净,后居于石城山隐岳寺。寺之北端岩壁陡峭,直上数十余丈,中间仿佛有如佛焰之形。上面树木丛生,曲枝垂阴。僧护每行至岩壁处,辄见光明焕发,闻丝竹管弦歌赞之声。于是他在此擎炉发誓,愿凿山镌造十丈石佛,以敬拟弥勒千尺尊容。使凡厥有缘之人,同睹龙华三会。至南齐建武期(494—498),疏凿移年,而石佛仅成面璞。不久,僧护遇疾而亡。临终誓曰:“吾之所造,本不期一生成办。第二身中,其愿克果。”尔后,有沙门僧淑,继其遗业,终因资力不足,未能成功。

到了梁天监六年(507),始丰县(按即今天台县)县令陆咸,罢任还乡,夜宿剡溪,正值风雨晦冥,因惊恐不能睡去。偶尔打盹时,忽梦见三僧来告:“君识性坚正,自然安稳,然建安殿下,感患未瘳,若能治剡县僧护所造石像得成就者,必护平豫。冥理非虚,宜相开发也。”但陆咸还乡一年后,竟忘了此梦。某日,他刚要出门就遇见一僧侣,僧侣说,去年于剡溪所嘱建安王之事,尚能记否?陆咸惧然,答曰不记。僧云:“宜更思之(请再想想)”,便飘然而去。陆咸悟其非凡,追及百余步,忽然不见,豁然知其意,乃追忆起前梦来。此僧侣即是在剡溪所梦见之三个僧侣中人。

于是,陆咸上启建安王萧伟,建安王再上奏天子梁武帝萧衍,武帝遂敕遣僧祐专任营造石像之事。

僧祐到此,见僧护所创凿龛过浅,乃铲入五丈。更施顶髻。佛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开工,至十五年春完工。坐躯高五丈,如果站立起来,则其高有十丈。这是佛像建造者,依据岩石高度,设计的巧妙办法,为历代佛像建造者所沿用。从此,四方僧俗,提挟香华,不远万里,集于石城寺。供施往还,络绎不绝。

更值得一说的是,受武帝之敕,直接指挥石佛营造的僧祐(445—518),在《高僧传》卷十一中也有传记。僧祐俗姓俞氏,生于建康。在齐梁佛教史上,是一位留下不朽业绩的名僧。他初出家于建初寺,后避至定林寺,从法达、法颖专治律学。又巡礼于阗、龟兹而随于法显门下,从事建初、定林及诸寺的修缮,及建斋会、造立藏经、校勘经典等事业。还出入南齐的文惠王、竟陵子(萧子良)之门,和沈约、刘勰等文人也交往甚密,有《释迦谱》、《出三藏记集》、《弘明集》等著述传世。

《高僧传》记曰:祐为性巧思,能目准心计,及匠人依标,尺寸无爽。故光宅、摄山大像、剡县石佛等,并请祐经始,准画仪则。今上武帝深相礼遇,凡僧事硕疑,皆敕就审决。而石城寺石弥勒像,是高僧僧祐所建众多佛像中硕果仅存者,弥足珍贵。

大佛寺弥勒佛石像,雕凿于悬崖绝壁之中,石佛座高2.4米,正面趺坐像高13.2米,阔15.9米,两膝相距10.6米,耳长2.7米,两手心向上交置膝间,掌心可容10余人。石弥勒像不仅以规模宏大,气势非凡著称于世,而且在造像艺术上也独具特色,石像盘膝而坐,容秀骨清,婉雅俊逸,端庄慈祥。额部宽阔,鼻当高隆,眉眼细长,方颐薄唇,两耳垂肩,身披袈娑 ,中胸袒露,衣着绉褶,自然流畅。给人一种超脱、庄严这感。在造像上作了两个艺术处理:一是适度放大头部,处理好视差关系,使人们仰视大佛时,毫无比例失调之感,且面容亲近真实。另一个巧妙的创造是凿成深穴代替眼珠,使观瞻者不论从哪一角度仰视,均有与佛目光相接之感。石弥勒像融天竺风味与民族风格于一体,体现了南朝士大夫信仰与思辨相结合的精神世界,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其一席之地,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史简编》、翦伯赞先生主编的《中国史纲要》及金维诺所作的《中国美术史论述》中都作了记叙。刘勰《梁建安王造剡山石城寺石像碑》记,是新昌大佛寺大佛最早的文字记载,是中国石窟南朝宗教、造像及文学的宝贵文献。

紧邻大佛寺的外山门,还有另一处石窑造像。因石窟内佛像总数超过一千,故名千佛禅院,俗称千佛岩。千佛岩佛像确有千尊以上,据统计,石窑内共有佛像1075座,大的有1米之多,小的仅数寸。千佛禅院前身是高僧于法兰创建的元化寺,南朝时,南方很少有石窑造像,因此位于新昌石城山的千佛岩就显得异常珍贵。千佛岩造像现虽已残损,但仍保持了南朝风貌,是南方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雕凿年代最早的石窟造像,是研究中国南朝佛教造像艺术的重要实物例证之一,具有较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,被载入《中国百科全书(美术卷)》、《世界美术大全·南北朝卷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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